近年来，“海洋牧场”一经提出，就像是一剂兴奋剂，激活了我国海洋水产乃至经济业界，甚至有人寄望发展成为我国新的海水养殖浪潮。有报道称，目前某省已投放人工鱼礁建设海洋牧场百余处，用海面积近2万公顷。随之，生态型、渔获型、休闲垂钓型等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要目的的经营方式纷纷出现，各种说法风生水起。

　　面对这一现象，我们应该关注，传统渔场和海洋牧场如何区分？海洋牧场为何在沿海地区“四处开花”？海洋牧场的概念有没有被过于宽泛使用的现象？如果建设海洋牧场演变成对渔获产量和经济效益的急功近利、过度追求，必将导致海洋牧场建设在提供生态廊道、保护野生种群、调节流场和物质输运等方面的生态作用被大大削弱。

　　我国海洋农业奠基人、中国科学院院士曾呈奎等科学家1965年提出，在海洋中通过人工控制种殖或养殖海洋生物的理念，形成海洋农牧场的战略构想。这一思想体现的是一种宏观思维。海洋农牧化是以海水养殖和增殖手段发展海洋水产业的过程，此过程可在较短时间内提高海洋生产力，增加海洋生物资源量，进而满足人类对海洋水产品的需要。

　　记得那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，一次笔者采访曾呈奎谈到海洋农牧化的话题时，他强调，海洋农牧化所指的海洋生物资源量是一种综合性的提法，涵盖的是海洋动物和海洋植物的生态含义。而现在的海洋牧场表述为，基于海洋生态学原理和现代海洋工程技术，充分利用自然动力，在特定海域科学培育和管理渔业资源而形成的人工渔场。试想，如果这一微观思维的产物在局部实现了经济效益的最大化，广大沿海地区势必会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推广开来，如此，给海洋生态与环境带来的压力、产生的后果将会是什么？

　　人们不会忘记，1993年的那个黑色夏天，广大沿海地区暴发了一场流行性虾病，使我国兴起不久的海水养殖遭受巨大损失。如果海洋牧场也遍“海”开花，人工鱼礁无序无度投放，短时间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背后，是否也同样存在着难以预测的隐患？

　　海洋牧场建设，生态优先不仅仅是一种愿望。在建设中，对于环境监测来说，仅对水质诸要素进行监测是远远不够的。建设前，近海海域受陆源排污和多年浅海养殖沉积物长期堆积的影响，海域底质本底现状如何？建成后，水动力及物质输运状况怎样，对底质的长期影响又如何？这些都是要从长计议的大问题。虾病暴发，虾池可以平掉改为他用，人工鱼礁投放易、收起难，到那时，又如何能改为他用或恢复原生态？

　　生态环境修复是一种良好的愿望，海洋牧场建设力图生态环境修复，但大量投放人工鱼礁是生态环境修复还是生态环境再造？如此生态环境海洋生物承载量究竟有多大，又能持续多久？如此永久的存在真的能保证生物安全吗？如此种种，不能不令人担忧。